摘要：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二批征收拆迁典型案例（共八个）中，就包括王江超等3人诉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紧急避险决定案。 ...
[40]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广泛应用于干预性行政行为的权利性程序其实植根于正当程序原则，是正当程序原则的内在要求或内容在法律文本中的落实和体现。
[12]详见《网络安全法》第41条、第76条的规定。由此可见，对于第三方数据与元数据的利用，规则的完善既要完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也要对网络安全法等规范电信、网络服务提供商等社会机构的相关法律进行修改完善。
这几类信息一旦滥用将对公民个人的人格尊严、自由发展带来极为不利、不良的影响，也极易成为公权力机关及个人公器私用的工具，将其列为个人隐私的核心区域也符合隐私权保障私生活安宁的最初语义与价值射程。就个人信息保护的具体举措而言，应建立混合监督体系，积极应对第三方数据、元数据等规制难题，健全政府部门数据库共享过程中的信息保护机制，厘定个人信息使用中的隐私保护范围。元数据的问题从干预公民个人信息权的角度观之也会得出类似的结论，信息的内容固然能够深刻揭示出公民的某一思想或行为，经由大数据加工后的元数据经常能还原出更为全面的人性与生活方式，从保障公民个人尊严、自治的角度来看，二者不应存在轻重之分，从法律规制的角度也不应区分信息内容与大数据对元数据的加工行为。比如《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55条在细化解释刑事诉讼法关于技术侦查措施时明确规定，记录监控属于技术侦查措施的一个子类，从名称看记录监控似乎可以涵盖侦查机关利用社会第三方数据库的行为，但实际上，这种界定方式与技术侦查措施应当具备的同步即时性本质直接冲突。根据上述国际公约与准则的规定，公民的隐私权不受任意、非法干预，联合国大会及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将政府干预公民隐私权的正当性原则归纳为合法性原则与必要性原则两项主要内容：首先，政府对公民隐私权进行干预应当依据法律的授权方可进行，且作为依据的法律应当是公开、清晰、具体的法律规范。
在这一过程中刑事程序法中的规制工具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规制政府监控对公民信息的收集、使用过程与保障公民个人信息权无疑属于一个硬币的两面。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态势，自愿交与第三人理论愈发显示出局限性。本文从道德哲学出发，参考域外实践，结合本土语境，提出了我国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分配紧缺公共医疗资源的伦理方案，并就配套法律规则提出建议，期待能成为引发关注与讨论的起点。
第一，之所以区分医护人员和社会公众并优先前者，理由是他们获得救治后，能更好地发挥救死扶伤的职业功能，进而实现拯救最大多数生命的目标。四、结语 新冠疫情成为全球危机，中国迅速、有力、高效的应对最大程度保障了人民生命安全，获得世界赞誉。[ix]若治疗不起作用（既包括病人自愈，也包括医疗无效），则根本不创造健康收益，故不必治疗。第三，生命年数，即以拯救生命年数最大化为标准来分配。
彭錞，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若要在愈后只能勉强存活几年的人和愈后能健康生活几十年的人之间选择，生命数量标准无法给出答案。
其次，在主观性相对较强的标准与主观性相对较弱的标准之间选择后者，从而尽量缓解道德争议。[xlv] 《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第16条规定：伦理委员会应当接受所在医疗卫生机构的管理。然而，既有成果基本是在宏观层面，分析医疗资源在城乡、各地区以及不同医疗部门之间如何分配。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未达最高紧急级别，医疗资源也未出现严重匮乏之时，这样规定无可厚非。
例如1995年《灾害事故医疗救援工作管理办法》第20条规定：现场医疗救护过程中，应本着‘先救命后治伤、先救重后救轻的原则。从尊严主义、功利主义和平等主义三种道德立场出发，可以采用抽签、排队、预后、生命数量、生命年数、工具价值、互惠性、病情、年龄和经济地位等标准来确定医疗资源分配的优先级。在这方面，美国的实践值得关注。这虽然有助于及早防止不当决策，但耗时费力，在疫情暴发期间带来过高成本，甚至给分配决策实施造成不合理的延迟。
[xxii] See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New York State Task Force on Life and the Law，New York Ventilator Allocation Guidelines，http：//gfggaea78ae2a64f94c06s0kp65v9wpfxv6b5p.fhaz.libproxy.ruc.edu.cn/regulations/task_force/reports_publications/docs/ventilator_guidelines.pdf，最近访问时间[2020-03-08]。《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27条也禁止急救中心（站）以未付费为由拒绝或者拖延为急危重症患者提供急救服务。
如表6所示： 对此须做五点说明。再次，在生命数量损失更大的结果与生命数量损失更小的结果之间选择后者，从而避免进行生命间比较。
事实上，任何方案都面临两大难题：一是确定哪些标准是相关的，二是赋予不同价值多大的权重。不考虑家庭角色的原因在于搜集信息成本太高，也没有公认的标准来判断何种家庭角色更重要。[xxiv] See Department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A Model Hospital Policy for Allocating Scarce Critical Care Resources，http：//gfgga69bfd014259d4bcfs0kp65v9wpfxv6b5p.fhaz.libproxy.ruc.edu.cn/？q=content/model-hospital-policy-allocating-scarce-critical-care-resources-available-online-now，最近访问时间[2020-03-08]。两者都会构成年龄歧视。参见周峰：《三种综合性健康指标比较：质量调整生命年、失能调整生命年和健康期望寿命》，《环境与职业医学》2010年第2期，第120-122页。第一种是所谓即时个人申诉（on-going individual appeals），即允许患者或家属在分配决定做出之后、实施之前提出申诉。
在这方面，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10年出台的《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审查工作指导原则》是一个可资参考的先例。摘要: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导致公共医疗资源极度紧缺，在加大资源投入、减少资源浪费或紧急资源调配等措施均不敷所用之际，如何分配就成为无法回避的难题。
三是整合不同健康状态的评分值和相应寿命。[xii] See Alan Williams，Intergenerational Equity：An Exploration of the Fair Innings Argument，6 Health Economics 117，117 （1997）. [xiii] See Norman Daniels，Am I My Parents Keeper？An Essay on Justice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You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chapters 3，4. [xiv] See Michael Rivlin，Why the Fair Innings Argument is Not Persuasive，1 BMC Medical Ethics 1，1-2 （2000）. [xv] See Kristy Buccieri and Stephen Gaetz，Ethical Vaccine Distribution Planning for Pandemic Influenza：Prioritizing Homeless and Hard-to-reach Populations，6 Public Health Ethics 185，185 （2013）. [xvi] See John Butler，The Ethics of Health Care Rationing：Principles and Practices，Cassell，1999，pp.144-145. [xvii] See Douglas White et al.，Who Should Receive Life Support during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Using Ethical Principles to Improve Allocation Decisions，150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132，133 （2009）. [xviii] See Ezekiel Emanuel et al.，Fair Allocation of Scarce Medical Resources in the Time of Covid-19，382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49，2053 （2020）. [xix] See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New York State Task Force on Life and the Law，New York Ventilator Allocation Guidelines，http：//gfggaea78ae2a64f94c06s0kp65v9wpfxv6b5p.fhaz.libproxy.ruc.edu.cn/regulations/task_force/reports_publications/docs/ventilator_guidelines.pdf，最近访问时间[2020-03-08]。
第二，对医护人员以外的社会公众采用与医护人员相同的分配方案。例如2011年《急诊病人病情分级试点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就规定根据病人病情的严重程度和占用急诊医疗资源多少来决定就诊的优先次序。
[i]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做法为世界树立了标杆。例如意大利就曾提出要为重症监护设置年龄上限，放弃治疗老年病人。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就发文呼吁紧缺医疗资源分配应遵守四项原则，包括最大化健康收益、平等对待生命、促进工具价值以及优待弱势群体。职业角色标准要求把医疗资源优先分配给医护人员，因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工具价值更大。
二是将年龄作为平局决胜点（tie-breaker），即短期预后处于同一水平时，在成年人和儿童之间，优先分配儿童。[xviii]但仅仅罗列这些原则是不够的，还须进一步展开整合。
第一，公正原则有如下三项要求：首先，在单一价值与多元价值之间选择后者，从而容纳更多道德相关考量因素。[xvi] 根据上述分析，可得三点结论：第一，基于不同的道德立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紧缺公共医疗资源的分配标准多种多样。
[xxxix]这个国家政策就是《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基本原则和核心政策》，其将医疗紧急度、移植等待者的匹配程度、肝脏移植等待时间、地理、年龄等作为考量标准，由分配系统按照既定的规则，输出一个有序名单。第五，对前述条件都一致的多名患者以抽签方式决定分配次序，而不采用互惠性、年龄、经济地位等标准，同样也是为了降低分配的主观性和决策成本。
日常状态下，医生的诊疗义务针对的是个体病人，而在应急状态下，该义务的对象就转变为人群（population）。另一方面，对那些因遵守公共卫生要求（比如勤洗手、戴口罩）而较晚得病的人，先到先得会有负向激励。《执业医师法》第24条规定：对急危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xxxviii]这有利于增强分配决策的客观性，避免利益冲突，减少临床人员负担，使其专注于个体患者诊疗。
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21年第3期。在道德多元的社会中，人们对此必然产生争议。
上述分配框架可总结如表3所示： 2.匹兹堡大学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重症监护资源分配模范政策 2020年3月，在新冠疫情于美国大暴发之际，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大学医学院发布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紧缺重症监护资源的分配》报告，[xxiii]并迅速为全美数百家医院采用。[xxxii]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56条。
《突发事件应对法》及相关预案划分了四个预警、响应或救援级别，只有在触发最高应急级别且一切资源调配补救措施均不敷所用时，方能启动分配方案。[xli]参见闫欣、刘中国、陈月芹、王洪奇：《医学伦理委员会建设发展中的现存问题及其分析》，《中国药物与临床》2016年第3期，第363-364页。
